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7月时认为:“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
  共产国际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回国来纠正错误的。
  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三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部长名义上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际上管中国党。周恩来回国,走的路线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乘坐从柏林去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回国,在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后,细心谨慎的周恩来,利用火车停留的时间,同马基亚尔取得联系,再一次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意见?
  马基亚尔回答说,没有了,按照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办的,周恩来、瞿秋白等贯彻得很好。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六届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臼、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白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
  可是,正当局面已经扭转,工作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8月1日、3日在政治局的讲话记录,十分恼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说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说是“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六届三中全会就被放到了调和主义的地位,周恩来、瞿秋臼遭到了责难,正确变成了错误。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形成宗派来反对中央,使党内十分紊乱,在臼色恐怖环境中处于极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后来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共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之下。为了改组中国党的领导,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派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
  周恩来、瞿秋白开始时曾进行申辩,说明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的精神召开的。后来看到情况已发展到中央破产、党内分裂的痛心局面,他们从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出发,就不再辩解,接受国际决定,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应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希望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各方面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国际路线。由于中共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他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他的辞职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周恩来、瞿秋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周恩来被继续留任,实际上是处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但为了党的统一,使大家认识在党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念的重要性,他在发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困难时期,现在要加紧将它恢复与健全,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他尽量保护干部,维持党的元气。
  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米夫、王明所控制,接着就向各根据地派出“钦差大臣”,中央向外派出一个人都要由米夫布置。在中共中央内部,王明压制周恩来。周恩来曾经向远东局诉说,但是王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后台,他的诉说毫无效果。周恩来极力保持住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王明才没有话说。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南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后立即派人报告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安全转移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落了空。接着,躲住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擅自外出,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却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冒险到自己的寓所去观察联络信号,断定向忠发已经带人来搜查过,赶紧离开。从此,周恩来再难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航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纠正了当时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军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途择一个城市攻打。
  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毛泽东表示反对,但多数通过。2月4日至3月7日,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只好撤回。
  自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的领导,而且对他言听计从。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提议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打开局面。4月初,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10日,红军攻占龙岩。20日,攻占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四个团,俘1600人,缴获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办事,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5月20日.临时中央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虽然“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临时中央在信中要他们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不得不作出检讨,而在军事行动上仍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21日起,他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他和朱德、王稼祥不赞成中央局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建议以毛泽东为总政委。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对在后方的中央局要红军攻永丰城的意见,主张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争取群众,发展苏区、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敌人决战的条件。这一争论,发展到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10月上句,召开宁都会议。会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成员打着临时中央指示的招牌,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在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强调“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周恩来等都受到了批评。集中受到批评的是毛泽东。他们还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毛泽东。他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毛泽东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恩来原来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样,中共临时中央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1932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围剿”军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约16万人,陈诚为总指挥。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红军采取集中兵方,击敌中路的方针,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敌1万亲人,胜利地打破了“围剿”。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人中央苏区。从此,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剿”初期,周恩来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触怒了博古、李德。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诵、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围剿”军入闽对付他们。12月13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调红军主力入闽与国民党主力决战。李德等不同意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却将红军主力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周恩来、朱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红军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指挥。周恩来曾经说自己到后方后,“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广昌战役后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主要是管军事,而且是徒有形式,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是丧失革命根据地,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到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只剩下约3万多人。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有利于蒋介石的堵截,红军损失不小。蒋介石要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就在红军原定计划北去湘西的路上,集中十几万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而这时博古、李德却仍命令红军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就有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李德等参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这次会议的决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博古、李德所犯错误的否定,是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迈出的第一步。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周恩来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上的是非.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周恩来指挥,“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渡乌江前,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指挥军事。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又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胜利,并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在长证过程中,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了遵义会议,另一件显中共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和南下之争。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这时,南面是蒋系薛岳部队紧追;东面是众多的四川地方部队,派系庞杂,但与红军为敌是一致的;北面是胡宗南部队驻守松潘等地阻拦,但兵力尚未集结,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区。红军会合后,兵力10多万,下一步向何处,是关键问题。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红军久驻,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并指出向南不可能,敌人已占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也不可能,敌人已在东面集结130个团兵力;向西条件更难,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同意这个意见。但是会后,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8月上旬开始,周恩来积劳成疾。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报告仍坚持北上方针,红军主力要北出洮河流域,取得甘陕广大地区。这以后,张国焘发展到企图危害中央的地步,中共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到哈达铺后,中共中央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有革命根据地存在,决定率红军落脚陕北。
  实践证明,北上是正确的。红一、三军到达陕北,和当地红军会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7月这10个月中,红军扩大了130%,缴获枪支7000多枝,筹得抗日经费40多万元,攻下县城7座,扩大苏区90余万公里。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南抵陕西耀县,西南至泾川、长武,西抵甘肃庆阳,西北达靖边,东达黄河,北过长城与蒙古族取得联系,陕南游击队也十分活跃。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研究常委分工问题。张闻天主张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只负责组织局不管军事。这次,是毛泽东挽留周恩来仍作军事工作。毛泽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可以当副的。周恩来说,自己是愿意从事军事工作的,但军事领导应以毛泽东为主。毛泽东又说,关于军事领导,指挥军事,恩来都是较通的。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还负责组织局的工作。
  从此,周恩来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数十年间在军事上始终亲密合作。

在周恩来生平研究中,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自周恩来1924年回国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在几乎有关中国革命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与共产国际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因而,周恩来在中国革命最关键时期的功过是非都与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探讨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正确认识周恩来处理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策略原则,实为研究周恩来生平不可或缺的内容。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特点,本文分四个阶段试加论述。

初步的独立思考与组织上的服从

周恩来积极配合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工作,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主张进行坚决反击。但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右倾让步政策,作为党的干部,周恩来只得服从这一决定。

1924年7月周恩来留法归国后,于9月来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10月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从此,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周恩来与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苏联顾问开始建立了直接联系。在实际斗争中,在国际代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他以善于学习、扎实工作和广泛团结各方面革命力量的卓越才干赢得了好评。

中共五大之前,尽管周恩来还不是中共中央的成员,但他对全国的革命形势和全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以及领导权、农民和国民党的分化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建军原则及军队的性质、任务、政治工作、军民关系等更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些都为他后来成为党的卓越领导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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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对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有了深刻了解。当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相继出现后,他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威胁统一战线的因素所在。为捍卫中共的地位和尊严,他作出了强烈反应。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周恩来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议,准备在会上提出开除戴季陶等人的党籍;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共产党员占1/3,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国民党二大开幕的当天,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指出:国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代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极端的排除共产党员。希望国民党二大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成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①但在维经斯基主张下,中共中央却决定向国民党右派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得放弃自己的主张,执行国际代表和中央的决定。

在国民党右派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周恩来都曾提出坚决反击右派进攻的建议。但是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却要求中共中央采取让步策略。中共中央服从了国际代表的指示。周恩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只能放弃自己的意见而服从组织决定。他很清楚,这样退让的结果只能助长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所以,当黄埔军校中共党团核心组成员饶竞群请示军校的共产党员如何执行整理党务案时,周恩来明确表示:一个都不要向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表态,未暴露的共产党员仍同以往一样,以国民党党员身分在校坚持工作。

从1926年末开始,靠北伐扬名中外的蒋介石,公开散布对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不满的言论,并挑起了迁都之争,分裂倾向日益明显。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却只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不提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而周恩来等人却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中共广东区委在给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广东现在是要经过一个新军阀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厉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我们对付新军阀自然不能如对付旧军阀一样很简单的喊打倒他;但是也不能希望他能成个左派,能够长期与我们合作”。我们只能加强和巩固民众势力,以便在“将来绝大冲突到来时”,能够“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②12月11日,周恩来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指出:不应害怕冲突和分裂,“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五卅以来的事实说明,这种冲突与分裂“不但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显然,周恩来的意见与共产国际只强调团结,惧怕分裂是不同的。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听不进和无法接受这种正确意见,以致在右倾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痛切地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说明,“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为了进行有力反击,周恩来提出:“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③这个建议,未被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采纳。

理论与实际分离后的困惑

当瞿秋白等人接受了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以盲动主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时,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毫无准备的暴动并不能挽救中国革命,只能给革命带来更大损失,便尽自己所能对盲动政策作了一些修正。这一阶段,他没有完全清楚地认识到“左”倾理论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但暴动接连失败这个现实使他处于矛盾与困惑之中。带着这种矛盾与困惑,他艰难地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八七会议开始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罗明纳兹亲自指导下,对几乎所有参加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领导人给予了处分。共产国际这种惩办主义的做法在中共党内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如李维汉所说:中国共产党“无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重要的左倾政策,其创造者都不是中国同志,而是国际代表,主要是罗明纳兹。”④

以11月扩大会议为起点,“左”倾盲动主义开始在党内盛行。这时,周恩来虽然受到处分,但仍为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代理主任。在斯大林三阶段论影响下,他的思想处于矛盾和困惑之中:一方面,他接受了三阶段论,认为革命形势不是低落,而是高涨,毫不怀疑地支持城乡暴动。他说:“我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⑤他亲自参与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被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后,成为广州起义的指导性文件。广州起义遭到敌人残酷镇压后,周恩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的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局面。⑥可以看出,他当时是赞成城市中心论的。关于这一点,他在1960年7月讲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曾直言不讳地说:“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⑦另一方面,他又在执行“左”倾政策的过程中,开始察觉到盲目的毫无准备的暴动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只能给革命力量带来更大的损失,便尽自己所能对其进行纠正。1928年1月至2月,他代表中央起草了一系列给各省省委的指示信,这些指示信集中反映出他当时极力纠正盲动错误的种种努力,其主要观点是:暴动必须有成熟的条件,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发动;暴动中的“烧杀政策”是错误的;城市暴动必须有农村暴动的配合才能成功,等等。经周恩来努力,及时避免了一些更大的牺牲。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在批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错误的同时,又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受这一倾向影响,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深信无疑的。党的任务是夺取千百万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⑧同时,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进行全面检讨的过程中,他发现国际的指导并非完全正确,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也与其有相当的关系。带着这种认识,他对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部分代表给予了中肯的批评。他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胜任如此繁重而复杂的工作。客观的必要性要求共产国际在东方革命运动的工作中更前进一步。”他认为,“必须一方面要向那里派出能实际胜任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另一方面要使各支部有更多机会参预共产国际的工作。”⑨针对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共领导人身上这种不正确的做法,周恩来指出:“共产国际过去在中国的代表,有的不胜任工作,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也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一定的责任。⑩周恩来虽然没有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负有责任,但通过批评其派往中国的代表,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他的看法。

逆境中的抵制

由于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继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接连犯了两次“左”倾错误,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围剿”,中国革命面临十分危险的局面。周恩来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领导人之一,不得不执行国际的指示;但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又不能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负责。在这两难的境地之中,周恩来只能在工作中力求尽量减少由于国际的错误指导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通过这一阶段的实际斗争,周恩来对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认识开始逐渐明朗起来。

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后,因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故在此后大约一年的时间内,他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恰在这一年,共产国际连续向中共中央发来4封指示信,这4封信一封比一封“左”,要求中共加紧进行反对右倾和反对富农的斗争,加紧进行反对改组派和中间力量的斗争,同时还要求让赤色工会公开。周恩来未对国际指示直接提出异议,但他在对党内发出指示和采取行动时,还是比较冷静和务实的,不赞成不顾一切的蛮干。比如,在反右倾问题上,他一方面指出“党在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一右倾的危险绝不仅是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而复活,他更有现实环境之不可轻视的基础。”“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的特别危险。”另一方面,他告诫全党:“党内左倾危险自六次大会后虽逐渐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11在反富农问题上,他一方面提出今后在乡村中要加强对富农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反对富农的时候,不要混乱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在不违反这一主要内容之下来加紧这一斗争。12这就是说,民主革命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只有当富农已经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以后才能进行反富农斗争,否则就“混乱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在公开赤色工会问题上,国际要求必须“不顾并且违反着国民党法律而力争赤色工会的自动公开”。13周恩来对此虽未予以否定,却提出:目前客观形势不容许我们安稳地公开活动。只有在黄色工会之下争取多数转变为赤色工会,而不可能互相对立,公开存在争取群众14。

当李立三“左”倾错误出现之后,周恩来知道立三错误的根源来自共产国际,但他却不能明确地对国际提出批评,只能以立三路线的错误事实来提醒国际改变政策。1930年3月他再次到莫斯科后,利用出席共产国际书记处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的机会,汇报了中共党内在暴动问题上的分歧和“左”倾错误带来的损失,以及中国苏区和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情况,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共产国际当时虽未认识到其指导思想的错误,但认为李立三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夸张,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等做法是错误的,因此邀请周恩来、瞿秋白参与拟定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7月23日决议。决议否认中国目前有直接革命的客观形势,指出现时革命条件下的第一等任务是组织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建立有战斗力的和政治坚定的红军。

1930年9月下旬,在共产国际指示下,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此过程中,周恩来摈弃了惩办主义的做法,采取耐心说理和具体分析的方法,指出立三的错误所在,并主动纠正自己在认识上的偏差。

正当周恩来为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而尽心竭力之时,共产国际却将立三错误升级,把其说成是同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仍将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内,而将已经回国的王明拒于其外大为不满,认为这与国际的愿望相反。为了纠正六届三中全会的“错误”,共产国际改变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决定,于1930年12月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解决问题。从此,周恩来承受了很大压力。

在米夫逼迫下,周恩来于12月23日代表中央起草了《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一切指责,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这样,就使调和主义的中央所领导的全党工作仍然重复与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15

但米夫等人并未善罢甘休。米夫支持王明等以江苏省委和团中央名义,通过了反对《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决议,指责这个通告又犯了3个错误。与此同时,原来拥护三中全会的一些人,也起而反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召集紧急会议,正式宣布废除三中全会不正确的决议,对现任中央领导给予最严厉的制裁。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周恩来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最终导致党的分裂,同瞿秋白一起对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提出与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但米夫在权衡各方面情况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果然,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的中央又进行了猛烈批评。会议通过的由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指出三中全会的决议及有关文件错误的程度很大,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也有好些错误;要求中共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去完全克服立三路线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指责“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态度”,以致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路线”。16米夫在会上谈到改造党的指导机关时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17这实际上是警告说,周恩来只有服从共产国际及国际代表的领导,才能留在政治局内。

四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周恩来的心情是相当苦闷的。他苦闷的主要原因是四中全会使党内的矛盾更加复杂起来,同志间的互相攻讦和一些人无原则的争论,使党的组织纪律遭到破坏,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局面。为了使党能够渡过难关,周恩来忍辱负重,竭力维护党的团结,努力说服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团结起来,他语重心长地说:“一脚踢开领导机关的做法,是站在派别观点,我们要斗争。”18

在重重压力之下,周恩来被动地执行着国际“左”倾指示,并在执行过程中尽量加以变通或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抵制,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他到中央苏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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